“大象如何跳舞？”：从“李文亮事件”反思中国治理体系

（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首都高校博士团首席顾问、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王毅）2020年2月8日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2月3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前几日，新冠肺炎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后，一时之间舆情汹涌。“李文亮事件”确实凸显了我们治理体系的一些短板与不足。其实，我们的体制具备动员能力强而预警能力欠佳、办大事能力强而办小事能力欠佳、执行能力强而创新能力欠佳等特点。我们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我们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弱项。我们的体制无比强大，我们的体制又有脆弱之处。这样客观的分析，既有利于扑灭那些因李文亮之死而引发的不理性的熊熊怒火、省得被别有用心的“带节奏”而造成“体制不自信”与“体制自卑”，同时也有助于打破很多人所认为的我们体制无所不能的“体制幻觉”和“体制傲慢”，明白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以此来保持谦卑与敬畏。

     一味地抨击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如何完善我们的体制呢？如何保证“大象也能跳舞？”其答案就是“混沌边缘”。所有复杂系统，可能处于两种不同的“态”: 一种是稳定态或有序态,另一种是混沌态或随机态。所谓“混沌边缘”是一种过度现象。处于这种状态的生命系统意味着既有足够的稳定性，能保持系统不会塌陷进入完全无政府状态；但同时系统又有足够的活力，使得系统不断创新。“一阴一阳谓之道”，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体制行走在“混沌边缘”，这也是我们古老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给予我们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现有的强有力的执政能力不变，同时要对新闻、社交媒体、非政府组织、研究、智库、专业从业者等的建议保持足够的忍耐。既然我们的体制并不是无所不能，有一些盲点与力所不能逮之处，那么我们要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总前提下，保持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三足鼎立，我们要从“管控”、“管理”到“治理”跃升而实现多方共治，同时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我们要打破官僚体制的层级限制而实现“扁平化管理”。

    新冠肺炎疫情“吹哨人”李文亮于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年仅34岁。这个事件引发了舆论狂潮，一时之间各种悼念文章充斥了各种网络平台与微信空间，有些人是出自公心而满怀悲愤、仗义执言，也有一些明显是在“假悼念真狂欢”、别有用心地浑水摸鱼“带节奏”。而如何合理看待这个事情呢？因为发生因“吹哨”而被“训诫”这样的冤假错案而引发更大范围地全国乃至全球性危机，中国的体制备受诟病，那么我们的体制真的那么糟糕而不可饶恕吗？

这里就回到我们的体制本身，我们的体制被称之为“举国体制”。这样的体制本身有其优点与弱点。就像是一头大象，强壮而伟岸，但是跳起舞来未免就笨拙了一些。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其软肋所在。我们固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糟。在我们拓维智库看来，我们这种体制的优点以及弱点如下：

1. 动员能力强而预警能力弱。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后，全国纷纷驰援武汉，并且中央通过结对子的模式，确定一个省对口湖北的一个地级市，帮扶解决当地的疫情与问题。几天前，火神山医院完工，这座3万多平方的医院，仅仅用了十天时间完工（2020年1月24日，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相关设计方案完成；2020年1月29日，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建设已进入病房安装攻坚期；2020年2月2日上午，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2020年2月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正式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并于当日9时许收治首批患者）。而且毫不敷衍。这放在国外，得好几年才能建成。国外网友评论，“中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设者，在澳大利亚，政府需要25年时间做出决定，然后再用20年时间来建造，成本会是50倍，且最后仅以项目的四分之一来完工！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决心与果断总是让我吃惊”。而在预警方面，则如大家所一直在抨击的，就有点儿差强人意了。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帖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若是这八个人的声音能被审慎对待，就不会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病毒也不至于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而造成全国性的停摆。新冠肺炎的扩散，也使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

2. 办“大事”能力强而办“小事”能力弱。“新左派”代表人物潘维认为，科层体系天然是办“大事”的，而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天然是办“小事”的。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转型后，因为“以人为本”而非“以民为本”，以往的自然社区组织全面崩溃，被政府划定的“行政社区”取代。从此，涉及亿万个人的“小事”都找政府科室解决。但古今中外的官僚机构，无论多勤恳，都无法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事”。强行实现“全覆盖”，由科层体系和法院公安城管协管去为人民办“小事”，非但解决不了“小事”，还会造成“吃官饭”的人员迅速膨胀，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产生腐败、官僚主义和官员胡作非为。中国今天人民的不满大多来自“小事”，来自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缺少参与权和发言权。然而，把科层体系变回成为革命年代或“文革”年代的扁平组织是不可能的，更是不明智的，因为只有办好“大事”，国家才能复兴。而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办不了建设国家的“大事”，人民“当家作主”是当自己切身利益的家，不是去当高速铁路、三峡工程、外交和国防的家。但是扁平组织能办“小事”，能解决人民日常的利益矛盾，维持人民日常生活的公正，化解人民的不满情绪。可以说，科层体系高度尊重“自然社区”的权力，就是“人民民主”。所以潘维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重建强大的自然社区，这样既能“办大事”，又能“办小事”。因为科层体制不擅长对“小事”快速反应，这导致我们在遇到一些民生问题时，有时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形成极高的维稳成本。

3. 执行能力强而创新能力弱。我们的体制有极强的执行能力，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从此以后，全国从上到下，立刻就组织起来，直到最基层的村户与社区。而普通民众一开始对疫情没有放在心上，中央一开会，也都立刻引起重视，积极配合与应对；“国家有难，不给国家添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变为了全民共识。这些病毒感染力极强，有的感染者十几秒就被感染了，这样的疫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发现并分享冠状病毒基因组的速度是创世纪的快，后续的封城、排查等行动都非常迅速。中国14亿人在这个春节放弃了以往年年都有的集体活动，自愿待在家里，团结一心，等待病毒的消灭。此前的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类似的事件时，都没有这样全民一心的强大执行力，国际社会都称赞中国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我一生都未见过这样的动员”。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以来都有“基建狂魔”的美名，中国建筑的质量与速度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赞誉。

而在创新能力方面，中国给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尤其是政策研究等方面所留下的空间相对比较小。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先生，在2011年的财经年会上，有一个视频致辞，致辞中他说：“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偏狭与自负的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若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中国可以成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上乘的“优等生”，但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全球的领袖国度。尤其是中国现在正在走世界上没有任何现成模板可以照搬的“中国道路”，这需要背后的中国知识体系创新，更需要对于新思想在研究等层面保持足够的容忍度；不然中国很可能会因为“思域空间”不足够开阔而犯下“颠覆性错误”，最终导致折戟沉沙，而无法实现“2049”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结合以上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是，我们的体制无比强大，但我们的体制又有其脆弱之处。尤其在面临不确定性事项时，比如这次新出现的谁一时都无法把握的冠状病毒的时候；若是官方反应再慢一点，几乎会造成灭顶之灾。这样客观的分析，既有利于扑灭那些因李文亮之死而引发的不理性的熊熊怒火、省得被人“带节奏”而造成“体制不自信”与“体制自卑”，同时也有助于打破很多人所认为的我们体制无所不能的“体制幻觉”和“体制傲慢”，明白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以此来保持谦卑与敬畏。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好，但我们也没有那么糟糕。这也可以解释有人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治理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能够强烈应对，在疫情萌芽时候却不能有效防范？用OSP方法分析发现：在对象维度，治理体系关注讲政治的大事情重于民生性小事情；在主体维度，讲政治的组织体系难以支持第一线的组织快速进行作为；在过程维度，事前防范疫情不是政治，事情闹大后举国救灾变成了政治。”

中国固然有中国的问题，但是西方也同样存在自身的治理问题。

自从去年9月份，澳大利亚就进入了山火肆虐的季节，这场毁灭性的大火因为长期干旱和破纪录的高温加剧，再加上澳洲政府起初的不重视，大火最终走向了失控！据统计，至少有1000万公顷的土地被烧焦，10亿野生动物丧生火海，33人因此丧命。而该国国宝考拉已经濒临灭绝，不禁令人唏嘘！而总理火灾期间却在美国度假。一名澳大利亚游客拍下了澳总理莫里森在美国夏威夷度假的照片，称总理告诉他，澳大利亚毁灭性的丛林大火是“各州的问题”。据英国《每日邮报》23日报道，这名游客说，当他问莫里森，是否会回澳大利亚“解决丛林大火的问题”。莫里森回答说，“不会，因为这是各个州的问题，这一问题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事实上，不仅仅只是总理一个人去度假了，主管灾难处理和安全的部长，全部去欧洲玩了，他们看到国内民意沸腾，才不得不终于决定从欧洲回来。有政府官员的人出来替他们辩护，说，他们是预先计划好的家庭旅行。而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也绝对不可饶恕的事情。澳大利亚山火救援一般由各州负责，尽管今年的山火来势汹汹，但是联邦政府在应对方面却坚持“不打破常规”的态度，主要是协调并配合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一些物资和后勤支持。莫里森曾经高调宣称“澳大利亚拥有世界最好的应急机制”，这引发网民的吐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灵魂拷问：“澳大利亚有政府吗？” 2019年3月30日18时，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四川这场大火，据说扑灭难度并不比澳大利亚山火小。但是你知道，凉山大火扑灭总共用了多长时间？9天。

2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文章称“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新加坡李显龙夫人何晶公开回呛道：“那么美国乙型流感死亡案例又暴露了什么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截至1月25日的最新报告估计，从去年10月1日开始，此次美国流感季已导致至少1900万人感染流感，至少1万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68名儿童。CNN还援引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预计，这将是美国10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季之一。预计流感季将持续至5月，而2月将是高峰期。 “这不是一场阴谋，这只是一次悲剧。”2月5日，自称在华生活近20年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马意骏(Mario Cavolo)在社交媒体领英上撰写题为“各位，这里有点儿不对劲：对比美国2009年H1N1病毒与中国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引发不少网友关注。文章将美国2009年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与中国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行对比，对中国在面对疫情时采取的积极行动予以称赞，并对那些恶意攻击中国的言论予以驳斥。与那些指责中国的恶意攻击声相反，马意骏还认为，世界反而应为中国面对危机时的反应而喝彩。“各位，这里有点儿不对劲。世界应该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积极的反应而喝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政府和卫生官员都应如此。)我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品读着、亲眼目睹着，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反应)都相当令人难以置信，更不用说巨大的经济牺牲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关键在于犯了错误只有能不能自我反省，能不能及时纠错。2月7日中午13：02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相信很快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如果这样的纠错速度叫做“体制之恶”，那被追杀了7年之久的斯诺登，现在身陷囹圄的阿森奇应该算什么呢？

中国与西方治理模式的对比就是持续几千年的斯巴达模式与雅典模式的区别，也是历史学家萧功秦所说的“砖墙式帝国结构”与“类生物细胞体多元结构”；中国崇尚集体主义，而国外则崇尚个人主义。这本身就是各有优劣的。我们讲求集体，效率很高但有时难免会淹没个人的声音；而西方讲求个体，细胞活跃的同时在遇到重大公共事件时会反应不力。

但是这依然不是理由，到了2020年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找出应对的方案，来完善我们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2月3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谁说大象不会跳舞？拓维智库在关于人类新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人类最大的危机在于其“执其一端”的思维方式，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有句名言“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所以说“让大象跳舞”是完全可能的。

那如何让大象跳舞？这里，我们不妨可以学习一个系统科学中的词，叫“混沌边缘”。所有复杂系统，可能处于两种不同的“态”: 一种是稳定态或有序态，另一种是混沌态或随机态。所谓“混沌边缘”是一种过度现象。处于这种状态的生命系统意味着既有足够的稳定性，能保持系统不会塌陷进入完全无政府状态；但同时系统又有足够的活力，使得系统不断创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冲突，反叛的地带。新老交替乃至于新老战争此起彼伏，因此找到一个均衡点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生命系统太接近这边缘了，存在着进入混乱无序最终分崩离析的危险。如果太过保守，离边缘太远，系统又会变得僵化以致冻结，最终导致系统老化，被其他充满活力的新系统所取代。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物种的灭绝。“一阴一阳谓之道”，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体制行走在“混沌边缘”，这也是我们古老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给予我们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现有的强有力的执政能力不变，同时要对新闻、社交媒体、非政府组织、研究、智库、专业从业者等的建议保持足够的忍耐。既然我们的体制并不是无所不能，有很多盲点与力所不能逮之处，那么我们要在党“领导一切、协调各方”的总前提下，保持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三足鼎立，我们要从“管控”、“管理”到“治理”跃升而实现多方共治，同时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我们可以借助“互联网+”等手段而打破官僚体制的层级限制、实现“扁平化管理”。

毛泽东曾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曾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最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而被称为“为众人抱薪者”的李文亮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水至清则无鱼”。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是非常恐怖而脆弱的。邓小平曾说：不能把“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现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正如柏拉图所说“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为什么体制内有那么多“双面人”，就与这种不宽容有关；而不宽容的背后，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认为现行体系无所不能的“体制幻觉”。这样会盲目自大、闭目塞听，而酿成大祸。希望我们的体制未来能有“治未病”的灵敏。治理能力有高下，关键是事后的高成本管理转化为事前的低成本预防。重大事情发生时不惜一切代价救火是讲政治，但是在源头预防灾难发生应该成为最大的政治。正如史记所言“备祸于无形””。中国人从来不乏创造力、担当精神以及爱国热情，如果能放弃这种“体制幻觉”与“体制傲慢”，撕开口子，给大家更多发挥发声的机会与空间，相信中国的活力会进一步迸发、治理体系也会高效得多。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固然有些人看来比较“稳妥”，但却会让我们成为“脆弱的巨人”，一有突发事故就有可能因反应迟钝而走向失控。拓维智库是“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现在已有二十二年历史，我曾在我们主办的研讨会上说过“‘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对于别人来说是课题，对于拓维智库来说是使命”。我们前几年在研究“建国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中发现，我们现在必须要从“一”到“二”再到“三”才能激活中国社会的整体活力。在我们看来，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是总体性危机的总体性解决，政府一股独大；第二个三十年（1979-2013）市场力量开始崛起；第三个三十年（2014-2049）我们必须要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2016年12月30日在“中国大转型：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高层研讨会上，我们曾宣读了《拓维智库暨首都高校博士团致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公开倡议书——值建国之后第三次大转型之际》，在这份倡议书中，我们曾写道：“从政府、市场到社会，从“一”到“二”再到“三”，从经济领域的“边缘革命”到社会领域的“边缘革命”，蕴藏于共和国肌体内的潜在力量正在全面生长着，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完善着，中国的华厦将更加平衡而稳固，权贵资本主义将被制衡而不能横行霸道、到处游走，一个更加公平而正义的“三和五治”的社会将会出现。”

李文亮事件为社会反思提供了有触动的样本，相信这未来将会推动我们治理体系的进步。若是因为李文亮事件而形成某种社会分化而阻碍了战疫大业，相信这也是“逆行者”李文亮所最不愿意看到的。眼下，抗击疫情正处于关键阶段，全社会都在全力以赴。逝者已矣，生者奋进。我们唯有众志成城，团结“战疫”，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能让流过的血汗没有白流，让付出的代价没有白付。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过：“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中国社会有时看似已是“信仰崩塌”；但在危机时刻，我们“舍己为公”的民族魂总是会庇佑着我们。在这次危机之中，“逆行者们”正在“以命相博”来保我们平安，如八十四岁谈到武汉眼中饱含热泪、在前往武汉的高铁上疲劳入睡的钟南山院士，如那些“白衣胜雪”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其中很多是曾被认为是“崩坏一代”的“90后”。这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延续的秘密。我们从不会真正被打倒与征服。“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我们也要以李文亮与这些“逆行者”为榜样，做个“挺身而出”的有道德、有担当、有良知之人，而不要跟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盲目起哄；除了冷静的批判反思，我们重点应该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能贡献些什么，我们要争相成为基辛格所说的“最勇敢者”。

最后把这段流传甚广的话送给所有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就从你开始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就从你开始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她有缺点，我们一起修正，而不是一味的谩骂，抱怨，逃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们便是唯一的光。”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支点。

武汉必胜，中国必胜。